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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在1989年以前,我没想着会活着出来。

    病痛和悔恨,这两样东西都足以摧毁一个人的意志,何况如今已经交织在一起了。

    但是,在我抱定赴死之念时,前妻江晓燕没有听我的话。

    她不但没给我看孩子,还在我苦盼见孩子最后一面的时候,偷着给我办了保外就医。

    一个恨你的人都在想着法的让你活下去,你说我还怎么好意思死?

    在春城医院里的日子,虽然依旧没有自由,但却让我感到无比幸福。

    这幸福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强烈。

    规定之外,女儿时常在她妈妈的带领下,来陪我聊一会儿天,汇报一下最近的成绩。

    她没有因为我是一个坏人而否认我,这让我感到十分满足。

    我知道,但凡江晓燕给她灌输一丁点不好的思想,她的那一声爸爸都不会叫得那么上口。

    虽然在就医的时候除了这两个人之外我再没见到过其他人,但这已经让我很高兴了。

    江晓燕的能力有多大,我知道。

    把保外的事情安排得如此明白,还能准许她们随时来探望,我不信是她办的。

    但我也没问。

    只是关注了一下“办事儿”花了多少钱。

    江晓燕说,治病不用自己花钱,除此之外就花了点小钱,让我不用多想。

    给孩子留的钱,一点儿没动。

    她还说,自打孩子大了一些以后,学校离家也近,不必天天跟着了。

    她在吉春找了份药厂的工作,给人出库,工资足够养活两口人的了。

    外边的环境和心情,使我的创伤愈合得很快。

    不出所料,再过些天我又得回北安了。

    虽然我对这样的日子不舍,但总不能自己再往伤口抹点细菌……

    那一天是我在春城就医的最后一天,江晓燕带着孩子又来看我了。

    坐在床边,我一边翻看着孩子的作业,一边和孩子闲聊。

    从老师对她怎么样,到有没有同学欺负她,再到左邻右舍这两年的变化,问得杂七杂八……

    唯独,不牵起有关于江晓燕的话题,尽管她就坐在窗边,看着窗外。

    算起来时间差不多了,她们还要赶回吉春的火车。

    “那些钱真的一点都没动吗?”我问。

    “一点没动。”江晓燕答,“工资足够日常开销了,还能存点。”

    “别存着了,都拿出来买点能保值的东西吧。”

    “什么能保值,我哪知道?”

    我低头寻思了一下:“找别人问一下吧,总有明白人。

    “总之,别这么死存着了。”

    江晓燕点了点头:“这些年,能涨价的都在涨。

    “一万块钱,都已经买不着像点样儿的房子了。”

    站在窗前,俯瞰着前妻和女儿汇入大街上的车水马龙,我预感到这已经不是自己吃香的那个年代了。

    我的幸福250和全钢手表,早已经不是很值得炫耀的东西。

    一万三千块钱,再过几年会是什么概念?

    如果不让他们变成随货币升值的硬通货,怎么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