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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自在一直渴望独居,但从和林秀娥一起住,到和邱鹿鸣一起住,后来带上了弟弟陈耀祖,等结婚后,又和周逢春一起住,陆陆续续多了四个孩子,孩子结婚又有了孙子、重孙子,她真正的独处时间屈指可数。

    自小林秀娥就一直告诉她“差不多就行了”,加之她学什么都快,所以极少特别努力去做一件事,到民国后又轻易获得大批财宝,就更缺少了努力的动力和理由。

    直到空间失灵以后,她才算真正的成长起来。

    她才渐渐明白,林秀娥给予她的所谓苦难,不过是小小的开胃菜罢了,从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她经历了运动,经历了饥饿,经历了上司的倾轧,同事的排挤,朋友的背叛,也经历了生子育儿的痛苦和幸福。她一直不承认自己爱周逢春,但他去世那年,她险些也跟着死掉了,55年的相伴,他已经成为她生命的一部分,却在年老时,活生生撕去了。

    一个人活到九十几岁,是需要极大的耐性和勇气的。

    重生三天,却像三年那么漫长,如果每次重生的开端,都是这么艰难,她的确理解林秀娥为什么不喜欢重生了。

    但林自在依然不会选择夺舍,她宁愿顺其自然地重生。

    而现在,是时候抛下前世的情绪,开始新的生活了。

    “我现在又是个十八岁的小姑娘了!”林自在坐在炕上,一边这样想,一边看着陈招娣殷勤帮助新来的室友庄一诺铺褥子,听她们用上海话旁若无人的讲话。

    都说两个上海人在一起,会下意识用上海话讲话,不管别人怎么想。也不奇怪,两个东北人要是在外地相遇,也会用东北话讲话的。区别在于,东北人说的话全中国都听得懂。

    林自在以为庄一诺是性格特别内向的人,所以在场院才一言不发,谁知见了陈招娣,两人虽也是第一次见面,但她们真的是说个不停,尤其陈招娣开心得要飞起:她终于有个同乡了,终于不是孤军奋战了。

    刘文静对于她们讲上海话是不满的,总觉得她们在说什么坏话,因为她们的腔调听起来就是语气不善。林自在却是听得懂的,她在春城就和人学过上海话,到东北后有个同事也是上海人,所以她说听上海话都是没问题的。

    原来,庄一诺的祖父是资本家,她大伯一家还在建国前就去了米国,他们家因此饱受牵连,她更是一天资本家小姐的福都没享过,却受了数不清的资本家小姐的罪。这么多年,她虽然积极参加各种活动,但就是入不了团,她报名去兵团,也被拒绝,最后街道通知,家里三个孩子至少有一个要下乡插队,于是妈妈决定留下读高中的哥哥,让初三毕业的她下乡。

    她说,坐在火车上,越往北越荒凉,她就觉得活着没意思,所以在大家都去集合的时候,她就去松花江边投江自杀,却被一个解放军战士救了,鼓励她要勇敢地面对苦难,因为苦难就是生命的一部分,还帮她在火车站找回了行李。她坐在火车站想了一个晚上:死都不怕,还怕活着么!于是她又来到了嘉阳,来到了双丰生产队。

    说到这里,两个小姑娘抱头痛哭,陈招娣也抽噎着说:“你们家是把最大的留下了,我们家却不是,妈妈说我最大,要体谅爸爸妈妈的难处,要吃苦在先......”

    刘文静无奈地看着林自在,“你知道她俩说啥吗?”

    林自在笑着摇摇头,“睡觉吧。”

    “睡不着啊!炕头太热!”话音刚落三秒,刘文静就打起了小呼噜,不一会儿一脚踢开被子,一个打滚儿就滚到林自在的褥子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