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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5年,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作闭幕词时引用了“愚公移山”这个典故,对其重新诠释,赋予崭新的时代涵义,成为中国共产党人坚忍不拔、不懈奋斗精神的写照。从此,“愚公移山”成为一个红色寓言、一个红色语录,每当人们遇到难以克服的困难时,就不禁想到“愚公移山”,顿时就有了巨大的力量。

    1945年6月14日,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闭幕。自4月23日起至6月11日止,大会历时50天。代表着120万党员的547位正式代表和208位候补代表,聚集在自己所手创的新民主主义根据地陕甘宁边区首府延安,共开大会22次、八个代表团会议及小组会议多次,详尽地听取和讨论了毛泽东的政治报告、朱德的军事报告、刘少奇的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及党章条文,通过了政治决议案、军事问题决议案和新的党章,郑重地、民主地以无记名投票选出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44位中央委员和33位候补中央委员,组成了新的全国领导机关。

    大会制定了党的政治路线:“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党的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在会上,毛泽东思想被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这是中国共产党有史以来最盛大的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在6月11日的闭幕式上,毛泽东发表了著名的《愚公移山》闭幕词,其中的内容十分经典,表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坚忍不拔,不懈奋斗的精神。毛泽东说:

    大会闭幕以后,很多同志将要回到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去,将要分赴各个战场。同志们到各地去,要宣传大会的路线,并经过全党同志向人民作广泛的解释。

    我们宣传大会的路线,就是要使全党和全国人民建立起一个信心,即革命一定要胜利。首先要使先锋队觉悟,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但这还不够,还必须使全国广大人民群众觉悟,甘心情愿和我们一起奋斗,去争取胜利。要使全国人民有这样的信心:中国是中国人民的,不是反动派的。中国古代有个寓言,叫做“愚公移山”。说的是古代有一位老人,住在华北,名叫北山愚公。他的家门南面有两座大山挡住他家的出路,一座叫做太行山,一座叫做王屋山。愚公下决心率领他的儿子们要用锄头挖去这两座大山。有个老头子名叫智叟的看了发笑,说是你们这样干未免太愚蠢了,你们父子数人要挖掉这样两座大山是完全不可能的。愚公回答说:我死了以后有我的儿子,儿子死了,又有孙子,子子孙孙是没有穷尽的。这两座山虽然很高,却是不会再增高了,挖一点就会少一点,为什么挖不平呢?愚公批驳了智叟的错误思想,毫不动摇,每天挖山不止。这件事感动了上帝,他就派了两个神仙下凡,把两座山背走了。现在也有两座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大山,一座叫做帝国主义,一座叫做封建主义。中国共产党早就下了决心,要挖掉这两座山。我们一定要坚持下去,一定要不断地工作,我们也会感动上帝的。这个上帝不是别人,就是全中国的人民大众。全国人民大众一齐起来和我们一道挖这两座山,有什么挖不平呢?

    (二)

    事实证明,依靠着“愚公移山”的精神,中国共产党人以坚韧不拔的意志,挖掉了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这两座大山,建立了一个崭新的中国。事实胜于雄辩,“愚公移山”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获得革命事业胜利的法宝。

    毛泽东同志的讲话发表60多年来,愚公移山精神穿越时空,始终鼓舞和激励着中国人民顽强拼搏、奋斗不止。“愚公移山”集中而形象地体现着我们伟大的民族精神,也是中国共产党人勇于奋斗、敢于牺牲的生动写照,是中国人民战胜艰难险阻、昂首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精神支柱。可以说,愚公移山精神凝结着共产党人崇高的革命精神,成为革命、建设和改革各个历史时期的强大精神力量。中国共产党人正是在愚公移山精神激励下,以大无畏的英雄气概,为把中国引向光明而不惜抛头颅、洒热血,从而感动了上帝——全中国的人民大众,他们满腔热情地和党领导的人民军队一起奋斗,最终推翻了三座大山的压迫,建立了新中国。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继续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克服重重困难,从而取得了社会主义建设一个又一个的伟大胜利。

    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我们仍然需要始终秉承愚公移山精神,不断艰苦奋斗,夺取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更大更多的胜利!

    “自力更生,艰苦奋斗”

    “我们的方针要放在什么基点上?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叫做自力更生。我们并不孤立,全世界一切反对帝国主义的国家和人民都是我们的朋友。但我们强调自力更生,我们能够依靠自己组织的力量,打败一切中外反动派。”

    —毛泽东

    长久以来,“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已成为中国共产党人一句响亮的口号。这句口号深入人心,体现着中国共产党人面对艰难险阻迎难而上的奋斗精神,是我们能够建立新中国,实现改革开放,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精神支柱。

    (一)

    “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产生于抗日战争时期,当时这句口号成为指导中国共产党发展革命事业的重要方针,它让中国人民相信自己是有能力推翻旧社会,建立一个新社会的。在那个贫穷、物资匮乏、内外交困的特殊困难年代,这一口号犹如沙漠中的绿洲,给人民以希望。最终,广大人民群众在中国共产党的伟大领导下,正是依靠“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这一精神,克服了重重困难,实现了建立新中国的伟大目标。

    1945年,中国人民取得了抗击日本法西斯侵略的伟大胜利。中国革命力量空前发展。中国共产党党员已达120多万,觉悟和组织程度大为提高,党已成为有丰富斗争经验的成熟的党。中国人民经过八年抗战,第一次尝到了反帝斗争大获全胜的甜果,反独裁求民主、反内战求和平已成为全国人民的普遍愿望。

    但是另一方面,又出现了一个严峻现实,美蒋日伪出现大合流,千方百计篡夺抗战胜利果实。

    以上形势使中国产生了新的矛盾和动向:第一,抗战胜利后,中日民族矛盾迅速为国内阶级矛盾所取代,中国人民同美蒋反动派的矛盾已成为国内主要矛盾。两种命运与前途面临着大决战。第二,抗战胜利后,蒋介石打内战的决心更为迫切,只是客观上还有很多困难。第三,在内战尚未爆发的情况下,人民中间对美蒋的反动性认识不清,抱有幻想。民主党派也幻想走第三条道路。共产党内也有人或对全面内战的危险认识不足,或认为美蒋力量强大对内战存有恐慌心理。

    显然,彻底揭露中国人民同美蒋反动派的矛盾,提出解决矛盾的方针,统一全党认识,使全党全民树立打败美蒋反动派的信心,做好充分的战斗准备,就成了关系革命成败和国家民族前途命运的头等大事。正是在这重大的历史关头,毛泽东于8月13日在延安干部会议上发表了《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的重要讲话,运用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方法,深刻分析了当时的政治形势,预测时局的发展方向,提出了我们党关于争取和平发展和准备革命战争的方针,为全党全国人民指明了斗争方向和胜利之路。

    针对一些人迷信武器,不相信人民群众力量的错误认识,毛泽东在这个《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演说中,提出了著名的“自力更生”的方针。他说:“我们的方针要放在什么基点上?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叫做自力更生。我们并不孤立,全世界一切反对帝国主义的国家和人民都是我们的朋友。但我们强调自力更生,我们能够依靠自己组织的力量,打败一切中外反动派。”

    从此“自力更生”就成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相信自己,依靠自己,战胜一切艰难险阻的斗争口号。这个口号后来演变为“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或“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等口号。

    (二)

    紧紧扼住命运咽喉的音乐大师贝多芬曾经说:“人的一生,全靠奋斗;唯有奋斗,才能成功。”的确如此,只要一息尚存就要终身奋斗。“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这一口号就很好地表达了这一点。它不仅仅是一句口号,更是一种精神,一种中国共产党人独有的精神,一种带领中华民族取得无数胜利的精神。

    一个民族,一个国家要想立足于世界强林之中,必须要有这种艰苦奋斗的作风,古语有云“求人不如求己”,中国的问题还是要自己来解决,中国的建设还是要中国人自己奋发图强来建设。今天,我国经济发展了,国家富强了,人民的生活也改善了,但是,我们仍不可忘记丢掉“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这一优良传统,不能丢掉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支柱。不论我国步入了小康社会还是富裕社会,艰苦奋斗的精神都不能少。我们的前头还要面对很多困难,还要经受很多困难,因此,还需要我们不断弘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让我们始终牢固树立“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信念,铭记革命前辈们的奋斗历程,感悟中华民族的艰辛奋斗史,继往开来,把我们国家建设成为伟大富强的国家,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湖南这次失败,可说完全由于书生主观的错误。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

    —毛泽东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一名言出自毛泽东之口,是毛泽东对中国革命的重大贡献。它一下子擦亮了年轻的中国共产党人的眼睛,使他们看到了武装斗争是夺取革命胜利的正确途径,也是唯一的一条途径。

    (一)

    经历了大革命失败的惨痛经历,中国共产党认识到没有自己的军队和武装,是无法实现广大劳苦大众求翻身,求解放,推翻旧世界的需求的。革命不是请客吃饭,而是要流血牺牲的。要彻底地解放劳苦大众,共产党人只能建立自己的武装,发动人民群众与反对派作斗争。这样中国革命才有希望,才有前途,才能推翻旧世界,创造新世界。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由毛泽东在“八七会议”提出来的。毛泽东清楚地意识到,中国是中国人的中国,没有救世主可以将幸福送给中国人,也没有什么灵丹妙药可治中国的病,不顾中国国情,照搬西方的公式,只能将中国越弄越乱,越搞越坏,结果只有死路一条。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旧俄租界一栋小楼里召开紧急会议,确定了实行武装暴动和土地革命的方针,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八七会议”。

    1927年8月上旬,汉口闷热得像个蒸笼,国共刚破裂后的政治气氛更令人几乎窒息。此刻,周恩来、李立三等人已到南昌组织暴动,已转入地下的中央机关由瞿秋白、李维汉等人主持,共产国际新派来的代表罗明那兹代替鲍罗廷担任指导。面对国民党开始“清共”屠杀,此前习惯于国共合作的一些共产党组织和党员显得有些不知所措。为统一全党思想,中央决定召开一次会议确定新方针。

    经过紧张的筹备,1927年8月7日,会议正式开始。由于代表不齐,不能称之为“中共中央全会”,也不能称之为“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历史上便称“中共中央紧急会议”,简称“八七会议”。

    这次会议由临时中央常委李维汉主持,国际代表罗明那兹做报告并由瞿秋白翻译。莫斯科新的指令中指出,陈独秀犯了右倾错误是因为知识分子的“动摇性”,因此必须加强中共领导层的工人成分。在这样的指导思想下苏兆征、王荷波、向忠发、顾顺章等工人出身者当选政治局委员。

    八七会议选出的临时政治局,实际上仍由知识分子瞿秋白、李维汉主持。毛泽东、周恩来、李立三、张国焘等人当选政治局候补委员。在会上,毛泽东发言非常踊跃。罗明那兹做长篇报告后,毛泽东首先发言,慷慨陈词,批评了过去的中央在对待国民党和工农运动等问题上的错误。

    他还就最紧迫的军事问题说了一段令后人赞叹的真知灼见:从前我们骂国民党“专做军事运动,我们则恰恰相反,不做军事运动专做民众运动……湖南这次失败,可说完全由于书生主观的错误。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

    毛泽东提出这个重要论断,是从大革命时期党未重视建立军队而招致失败的血的教训中取得。这一论断一经提出,就成为指导今后党的行动的纲领,产生了无比重大的意义。

    仓促举行的“八七会议”虽有局限和不足,却向共产党人指明了进行武装斗争和土地革命的大方向。

    会后几天,毛泽东带着杨开慧秘密回长沙,以中央特派员的身份传达“八七会议”精神,改组省委并领导秋收起义,9月上旬湘赣边便出现了“霹雳一声暴动”的场面。张太雷则赶往广东领导暴动,王荷波、蔡和森等则去北方组织暴动……一时间,中华大地上群雄并起,燎原星火在各地点燃。虽然此时距到达胜利的目标还很远,然而在“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一全党达成共识的观念指引下,八七会议后的中国共产党人已经走上了夺取全国政权的征途。

    (二)

    从八七会议召开的情况来看,在当时,要推翻蒋介石的反动统治,要给劳苦大众创造一个新的社会,一个光明美好的未来,光靠一张嘴或者一支笔是远远做不到的。因此,毛泽东深刻地指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句话,切中要害地指明了大革命失败的沉重教训,为中国革命的基本方式指明了正确的方向,成为中国共产党创建、领导和掌握人民武装并进行斗争的行动指南。

    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就把解放劳苦大众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所以得想尽一切办法来实现它。大革命的失败无疑给当时的中国共产党泼了一盆冷水,中国革命为什么屡次失败,即使偶尔有几次胜利,其胜利果实也很快被反动派所窃取。究其原因,是因为共产党没有自己的军队和武装。鲜血和失败无情地告诉共产党把革命寄希望于反动派是没有出路的。没有武装就没有话语权,就没有解放劳苦大众的资本。革命并不是改良,而是斗争,一个没有武装的党在革命中是没有力量的,从而也不可能带领中国人民走出苦海,取得革命的胜利。在“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句口号提出之后,中国共产党开始建立自己的人民军队,并且使这支军队不断发展壮大。正是依靠这支军队,中国共产党人突破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大围剿,夺取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和人民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最终建立了一个独立自主的新中国。可见“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是十分正确的。

    历史证明,只有通过枪杆子才能改变现状,只有通过枪杆子才能让中国革命的星星之火得以燎原,只有通过枪杆子才能够推翻压在老百姓身上的三座大山,改变中国人的命运,建立一个独立自主的新中国!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这里用得着中国的一句老话:‘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就是说,现在虽只有一点小小的力量,但是它的发展会是很快的,它在中国的环境里不仅具备了发展的可能性,简直是具备了发展的必然性。”

    —毛泽东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一脍炙人口的名言,是毛泽东同志在井冈山艰苦卓绝的斗争岁月中提出来的。大革命失败后,国民党反动派向共产党人举起了屠刀,数万革命的仁人志士遭受牺牲,革命形势处于严重低潮。在这一严峻形势下,毛泽东提出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一高瞻远瞩的论断,一下子擦亮了共产党人和革命者的眼睛,从而激励着无数共产党人和革命者坚定了对未来革命胜利的信心。

    (一)

    革命的道路从来就不是一帆风顺的,总会经历许多波折,也会面临重重困境。大革命之后,国民党反动派试图将中国共产党扼杀在摇篮里,中国共产党面临前所未有的困境,进入了低潮期。从中国共产党成立之日起,广大人民群众就将中国共产党当做救世主,希望在党的带领下推翻旧世界建立新世界,实现当家作主。但大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转入低潮让人民群众对前途充满失望。同时党内的部分同志也对革命前途认识不清,充满悲观心理。

    革命已经进入了关键时期,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高瞻远瞩,以无产阶级战略家的气魄,提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在那个特殊年代,毛泽东这一著名论断不知安定了多少党内同志和革命者的心,使他们看到了未来的希望,也使广大人民群众看到了希望。

    1927年,国民党统治集团发动反革命政变,将捕杀共产党人的网罗张遍了全中国,从1927年3月到1928年上半年,被杀害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达31万之多,全党党员人数由中共五大时的57900多人锐减到10000多人,革命的主要力量大为削弱,工农运动走向低落,中国革命转入低潮。中国共产党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

    敢不敢坚持革命?怎样坚持革命?是中国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必须回答的两个根本性问题。虽然如此,共产党人却并没有被严峻的考验吓倒,他们领导了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第一枪,开启了中共独立领导革命战争,创建人民军队和武装夺取政权的新篇章。中国革命由此进入一个新阶段,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即十年内战时期。

    但是党内一部分同志还缺少正确的认识,他们对时局存在错误的估量,对形势产生悲观的认识,他们虽然相信革命高潮不可避免地要到来,却不相信革命高潮有迅速到来的可能。1929年年底,这种情绪依然在党和军队内蔓延,时任红四军第一纵队司令员的林彪在一部分人中散发了一份对红军前途究竟如何估计的征求意见信。

    面对这些会影响中国革命前途的错误认识,随着红军的发展和根据地的扩大,1930年1月5日,毛泽东写信给予了答复,批评了林彪以及党内一些同志对时局估量的悲观思想。这封信就是著名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毛泽东在信中指出:红军、游击队和红色区域的建立和发展,是半殖民地的中国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之下的农民斗争的最高形式,是半殖民地农民斗争发展的必然结果,并且无异议的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最重要因素。

    毛泽东并且指出,要判断中国政治形势,需要认识四个要点。(一)现在中国革命的主观力量虽然弱,反动统治阶级的一切组织(政权、武装、党派等)也是弱的;(二)大革命剩下的革命力量的发展将是很快的,将具有“星火燎原”之势;(三)对反革命力量也要从本质上去估量,切不可产生政治上的盲动主义或悲观主义;(四)不可只观察当前表面现象不观察实质,将特殊的小的环境一般化扩大化起来。

    毛泽东又充分分析了帝国主义相互之间、帝国主义和殖民地之间、帝国主义和它们本国的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的发展。指出帝国主义争夺中国一迫切,帝国主义和整个中国的矛盾,帝国主义者相互间的矛盾,就同时在中国境内发展起来,促使中国各派反动统治者之间的矛盾日益发展,产生军阀混战,促使赋税加重,令广大的负担赋税者和反动统治者之间的矛盾日益发展。中国资产阶级和中国工人阶级之间的矛盾随着帝国主义和中国民族工业的矛盾日益明显。而地主阶级和农民的矛盾伴随着帝国主义的商品侵略更加深刻化。致使民不聊生,哀鸿遍野。

    毛泽东科学地、坚定地指出:通过认识这些引起革命高潮的各种矛盾向前的发展,就知道了中国是处在怎样一种惶惶不可终日的局面之下,处在怎样一种混乱状态之下;就知道了反帝反军阀反地主的革命高潮,是怎样不可避免,而且是很快会要到来。中国是全国都布满了干柴,很快就会燃成烈火。在许多地方,工人罢工、农民暴动、士兵哗变、学生罢课的发展证实了这个“星星之火”,距“燎原”的时期,毫无疑义地是不远了。

    (二)

    在当时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社会中,广大人民群众求翻身,求解放,渴望推翻旧世界。在当时极端困难的局势下,“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一精辟的论断和形象的比喻,为中国共产党人指明了方向,坚定了人民群众对于革命前途的信心。从此之后,工农武装割据使广大人民政治上得到解放,经济上得到翻身,使革命由“星星之火”形成“燎原之势”。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毛泽东的论断是多么的科学。正是这星星之火,使胜利的红色旌旗飘遍中国,点亮了中国革命的灯塔,指明了前进的方向。我们党凭着“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坚定信念和“艰难奋战而不溃散”的艰苦奋斗作风,战胜了一个又一个困难,取得了一个接一个的胜利。历史证明了中国革命的星星之火终成燎原之势,烧掉了一个旧社会,建立了一个新社会。

    如今,我们正迈着坚定的步伐走在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大道上。事情总是在曲折中不断地前进,我们党和国家现今在经济建设、政治建设等方面仍面临不少困难。面临困难和波折,有些人开始对社会主义失去信心,这是要不得的。温家宝总理曾说过:信心比黄金更重要。的确如此。在革命的那个年代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面临的困难与现今相比不知艰险多少倍,困难多少倍,但那时的革命前辈以“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气势和信心,硬是在艰难困苦中带领广大人民群众建立了一个独立自主的新中国。我们应当像革命前辈们学习,对社会主义道路充满信心,以饱满的热情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四、不畏险阻,开拓前进

    “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我们宣传大会的路线,就是要使全党和全国人民建立起一个信心,即革命一定要胜利。首先要使先锋队觉悟,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毛泽东

    “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这是毛泽东同志提出的一段脍炙人口的名言。这句话激励着千千万万共产党员和中华儿女,为着民族的解放和国家的独立,为着实现他们心中的远大理想,战胜了一切艰难险阻,取得了一个又一个伟大的胜利,已成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战胜一切艰难险阻的精神动员令。

    (一)

    “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这段名言的提出,是在我们党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

    在抗日战争即将取得胜利的前夜,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召开。毛泽东致《两个中国之命运》的开幕词。他说:在中国人民面前摆着两条道路,光明的路和黑暗的路;有两种中国之命运,光明的中国之命运和黑暗的中国之命运。我们的任务不是别的,就是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团结全国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在我们党领导之下,为着打败日本侵略者,建设一个光明的新中国,建设一个独立的、自由的、民主的、统一的、富强的新中国而奋斗。我们应当用全力去争取光明的前途和光明的命运。

    毛泽东向大会提交了《论联合政府》的书面政治报告,并就报告中的一些问题以及其他问题作了长篇口头报告。朱德作《论解放区战场》的军事报告和关于讨论军事问题的结论,刘少奇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和关于讨论组织问题的结论,周恩来作《论统一战线》的重要讲话。大会充分发扬民主,对重要报告进行了认真深入的讨论,尤其对毛泽东的政治报告,先后讨论修改达9次之多。七大原定会期较短,大会开始后,代表们纷纷要求延长,大会发言人数也突破了原定人数,先后在大会上发言的还有陈云、彭德怀、张闻天、李富春、陈毅,叶剑英、杨尚昆、刘伯承、彭真、聂荣臻、陆定一、乌兰夫、博古、高岗等,他们的发言受到大会的普遍欢迎。大会经过深入讨论,一致通过了关于政治、军事、组织方面的报告,通过了政治决议案、军事决议案和新的党章。

    1945年6月11日,大会举行隆重的闭幕式。毛泽东致闭幕词。他说:“我们开了一个很好的大会”,“我们开了一个胜利的大会,一个团结的大会。”他在闭幕词中向全党发出了鼓舞人心的号召:“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闭幕词中还用了“愚公移山”这个典故。他说:“现在也有两座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大山,一座叫做帝国主义,一座叫做封建主义。中国共产党早就下了决心,要挖掉这两座山。我们一定要坚持下去,一定要不断工作。我们也会感动上帝的。这个上帝不是别人,就是全中国的人民大众。”“愚公移山”从此成为表现中国共产党人坚韧不拔,不懈奋斗精神的典型用语和口号。解放之后,它又发展成“愚公移山,改造中国”,成为鼓舞全国人民改变中国一穷二白落后面貌的动员口号。

    毛泽东的这篇闭幕词,经会后整理修改,以《愚公移山》为题,收入《毛泽东选集》第3卷,成为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经典之作。有一个时期,这篇文章与《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一起被称为“老三篇”,在全国人民中耳熟能详。

    (二)

    党的七大以来一直到今天,“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一直是中国共产党人勇于奋斗,开拓进取,敢于牺牲,直至胜利的精神写照。光辉的历史实践证明:一个国家在前进的道路上,一个单位在发展的历程中,一个人在自己的生命里,总是要遇到大大小小无尽的困难。只有英勇无畏、排除万难,国家才会强大,事业才会兴旺,生命才会精彩。

    在新的历史时期,我们共产党人承担着新的历史使命,仍然有很多困难在等待着我们去克服。只有继续发挥“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的精神,才能充分发展我们伟大的事业。今天,我们应让“愚公移山,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成为鼓舞全国人民,激励全体共产党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动员口号。

    “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

    “任何方面的横逆如果一定要来,如果欺人太甚,如果实行压迫,那么,共产党就必须用严正的态度对待之。这态度就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但我们是站在严格的自卫立场上的,任何共产党员不许超过自卫原则。”

    —毛泽东

    “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是毛泽东所提出的中国共产党人对待敌对势力的一个重要方针。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人民事业受到敌人的重重包围,并不断地受到侵犯,因此,党和全国人民必须对他们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

    (一)

    在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的1939年,国民党顽固派置民族大义于不顾,制造一系列反共摩擦事件,对此,我们党必须对他们展开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1939年9月16日,毛泽东在《和中央社、扫荡报、新民报三记者的谈话》中表明了中国共产党对这些事件的严正立场。他说:“任何方面的横逆如果一定要来,如果欺人太甚,如果实行压迫,那么,共产党就必须用严正的态度对待之。这态度就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但我们是站在严格的自卫立场上的,任何共产党员不许超过自卫原则。”

    1938年10月下旬,日本帝国主义的攻势很猛,广州、武汉相继失守,抗日战争进入了一个以战略相持为特点的新阶段。日本、国民党和共产党三方面的力量和相互关系,都发生了重要的变化。

    红军从长征直至到达陕北后,就始终是以中华民族的利益为重,打出了“抗日救亡”的旗帜。可是,以蒋介石和汪精卫为首的势力,不顾全国人民的反对,不识中国共产党人为民族利益而奋斗的博大胸怀,甘当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极力地与共产党作对,处处展开与共产党人的摩擦。

    特别是,一向宣传民族失败主义的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突然从重庆跑到越南河内,在12月29日发出所谓“艳电”,公开响应日本首相近文发表的《中日两国调整关系之基本政策》的声明,主张停止抗战,对日求和,彻底暴露了卖国乞降的面目。全国范围内群情激愤,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声讨投降活动的热潮。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临时会议也决定将汪精卫永远开除出党。

    作为国民党总裁的蒋介石,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和汪精卫一起投降,继续留在抗日阵营内。这是值得赞扬的。但在他看来,日本军事进攻已较原来大大减弱,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和游击战争在敌后的迅速发展却使他越来越忧心忡忡。于是,他命令他的部队不断地与我军展开摩擦。特别是在各地的武装冲突,也越来越明显地增加。

    周恩来在给延安的电报中说:“目前事实如杀人、捕人、封报、攻击边区、甚至武装冲突,摩擦日益加甚,此必须迅速解决,以增互信。”

    这些摆在共产党人特别是毛泽东面前的问题,亟需作出回答。应该怎么办?

    据中央文献出版社的《毛泽东传》记载:1939年1月5日,中共中央书记处讨论汪精卫叛逃事件。毛泽东在会上说:

    “蒋介石近来在军事上、外交上及反汪行动上的表现是进步的,但在进步中更要限制我们。蒋之政策是联共又反共,所以最近反映出来各地摩擦增加。”

    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提议,致电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希望推动国民党向好的方面发展。

    然而,尽管共产党人作了相当的努力,但改变不了蒋介石的主意。摩擦依然在不断地发生,并且有升级的苗头。

    为此,毛泽东于中央书记处会议后的2月5日,在中央党校作了《反对投降主义》的演讲,阐发了他关于在统一战线中既团结又斗争的重要思想。

    毛泽东在演讲中提醒大家说:在反对民族投降活动的同时,要注意反对党内的阶级投降主义。

    他接着说:最近以来,我们得了许多材料,很多材料,很多小册子,是国民党发给国民党员的,要他们防止共产党,而且要采取攻势。什么叫防止呢?就是不要共产党发展。什么叫攻势?就是他们提出的“一个党、一个主义”的溶共政策,就是说要取消共产党、溶化共产党、取消共产主义。

    他说:“统一战线又讲亲爱、讲团结,另一方面又要斗争。”“古时候人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这也是说统一里有斗争。”“我们对无理之话一定要反对,因为它是真正破坏统一战线的。”

    他在演讲中最后说:对国民党的摩擦,“我们有两条原则:第一,‘人不犯我,我不犯人’,即是说人家不捣乱我,我就不打人;第二条是‘人若犯我,我必犯人’,这一原则要抓得紧,一定要有劲。”“这样,才能真正巩固与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只有这样才能战胜日寇。”